当下，关于教育子女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：一种受“以学生为本”的影响，把接受教育的选择权交给未成年人，以孩子的意愿为主导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，不接受教育也拿不出强有力的措施作保障，我们称之为放养。另一种，受中国传统文化，以及韩国、日本、新加坡等国家教育的影响，出现了狼爸虎妈，强迫孩子按照家长的设计发展，我们称之圈养。

纵观这两种养法都有强大的后盾支持：先说放养，有国家的《未成年保护法》、《民法通则》和地方《未成年人保护条例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做保证；有“以学生为本”的理念做原则，有学生就是上帝的事实为引领。再说圈养，有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，有大量成功的例子为根据，以及未成年信仰不坚定、社会责任感淡漠、从小养成桀骜不驯的事实为反例。然而，双方谁也说不服谁。因此，今天多数家长对于孩子教育不是从众，就是凭着感觉走。

那么，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呢？笔者认为，教育出现的问题，从来就不是教育自身的问题，而是受社会大环境左右的结果。已故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，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。可现实中，人们没有理解他老人家这段话的真正目的是在强调建设一个新世界。而是破字当头。殊不知，破坏一个旧世界往往一蹴而就，而建设一个新世界则需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一系列实力做保障，而且是一个漫长的施工过程。

长期以来，在人们的意识中对打倒孔家店、砸烂封资修、批判“文革”前17年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、反对师道尊严记忆很深。我们说，这些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和产物，这里也不须做任何评价。但是，打倒、砸烂、批判、反对所形成的思维惯性，不能说对人们在教育上的影响一点没有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人们思想僵化，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模式看待和对待社会科学，特别是对待教育问题——非好即坏，中间没有缓冲地带，而且非常偏激。这是严重干扰今天教育的重要因素。

这里有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：鲁迅先生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是中学语文课的传统篇目。笔者所见到的老师，乃至从事语文教育多年的教师，多把中心思想定为对封建教育制度的评判。笔者曾问初中学生，我们只要百草园，不要三味书屋行不行，回答是否定的；再问学生，鲁迅是三味书屋的受害者，还是受益者？答案无须挑明；又问学生，鲁迅对三味书屋的教书先生痛恨吗？遭到孩子们用文中的原话回击。既然连未成年学生都持如此态度，我们的教师包括语文教育“专家”，你凭什么把中心思想定为“批判封建教育制度”呢？

其实，古人最懂得教育。对于放养，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荀子在《劝学》中提到，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；白沙在涅，与之俱黑。兰槐之根是为芷，其渐之滫，君子不近庶人不服。其质非不美也，所渐者然也。故君子居必择乡，游必就士，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。”这与孟母三迁意义相同。尤其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；白沙在涅，与之俱黑”画龙点睛。强调环境对未成年的影响远远大于说教。对于圈养，《礼记·学记》有“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知道”。《三字经》中强调“养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。”

一个“琢”字写出教育的任务。

然而，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在他的《种树郭橐驼传》中以种树喻育人爱过头的危害，大意是说：有些人对树木爱得过于深厚，担心过了头，早晨看看它、晚上摸摸它，离开的时候还回头看了又看，恋恋不舍地离开。更甚者还掐掉一块块树皮，检验一下树还活着没有；摇晃摇晃树干，看栽种时埋的土是松还是实。这样的人表面看似乎像爱树，实际上却是迫害树的成长；表面上是为树的成长担忧，实际上是把树当成仇人去报复。这段文字形象地描绘了当今多数家长在尽心尽意、全心全意报复、迫害子女的行为。

今天，在诸多因素的强迫下，学校教育缺乏“琢”的力量，没有必要的惩罚来维护教育的有效实施；把接受教育的选择权交给了未成年人。家庭教育更为复杂：一方面，生活上家里一切听孩子的，结果形成侍宠任性；发展上，家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子女，送孩子学钢琴、学书法、学舞蹈，在没有上学之前就把孩子学烦、学得厌学。实际上，很多家长与狼爸虎妈这是“五十步笑百步”，一个要求不科学，一个要求科学罢了。

因此，今天的教育应该用社会科学的思维模式看待、设计事实教育，不要把“放养”与“圈养”既然分开，既要牢记孔圣人的因材施教，又要记住郭橐驼的善意提醒。为把我们的后代培养成具有阳光心态的不同行业、不同规格、不同种类的合格人才，完善今天的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。